这样，就可能形成严重的恶性循环。
通缩则不同，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的通缩，即物价负增长、经济负增长、失业率攀升，意味着更多的失业，对于作为劳动力人口大国的我国而言，缓解失业往往比缓解通胀更为困难，同时，失业形成的社会冲击也更为集中，因为物价上涨是对公众产生普遍冲击，而通缩产生的失业却是对特定人群产生的冲击，从而容易使矛盾更为突显，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通缩比通胀更可怕，或者说失业比通胀更难治理。二是自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到2014年末，降幅达30%以上，我国是石油消费大国，且对它依存度高并逐年上升，进口石油占总消耗量已近60%，且每年以不低于8%的速度递增，国际油价的持续下降有助于降低我国国民经济的总成本，据测算，国际油价下跌30%，会使我国总生产成本下降近0.9个百分点，总生产成本下降带来的对供给方面的有利影响分解为三个方面，即GDP增长、CPI下降和企业利润上升，如果各分享1/3，则仅此一项便可使GDP增速上升0.3个百分点，这在GDP增长率为7.4%（2014年）的条件下，是很大的上升幅度，可使CPI下降0.3个百分点，在CPI上升率仅为2%的水平上（2014年），这同样是一份显著的影响。
所以，通常人们又把通缩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类，广义的即严格意义上的物价和经济双项指标同时出现负增长，相应地失业率升高，显著超过社会可承受程度（自然失业率水平）。1．我国经济现阶段是否面临产生通货紧缩的可能？（1）何谓通缩？与通货膨胀相对应，宏观经济失衡中的另一种现象可能表现为通货紧缩。进入 刘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通缩 。（3）宏观刺激政策择机退出后经济失衡的特点。其四，丰富和完善各种政策工具组合，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维持流动性的合理规模，特别是在外汇占款作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作用减弱的条件下，面对资本流动、财政政策、资本市场变化等复杂因素，运用更加灵活和多样的政策工具，维持流动性充裕，对降低国民经济融资成本，特别是降低企业成本，尤为重要
任何一个改革政策都是既有成本又有效益的。目前的这些问题，政府还可以兜底，如果银行坏账一直不断地增加发展下去，总有政府兜不住的一天。中国经济能否在未来的30年再次引领全球，实现可持续的复苏和增长，根本上也将取决于这一转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得成功。
世界银行预测，随着中国对世界的不断融入、开放度的逐渐提高，以及制度的改革，在未来10-20年，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并且在各种情景下模拟的预测结果都支持这一结论。相对于国内需求，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越高，净出口占GDP的比重越稳定上升。据估计，过去30年的年均GDP增长中，资本投放对中国的贡献率为52%，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26%，而真实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则为22%。（2）不断的资本积累（高储蓄）。
综合以上两层次，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可被总结为四高：高储蓄、高劳动投入、高投资、高出口，再加上全要素生产率稳定提升。它另一边也为经济增长提供规模庞大的城市消费者，从而真正拉动内需。
从国际经验看，东亚新兴市场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成功实现了城市化，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在我们看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原因除了市场竞争促进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等因素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劳动力从低价值活动到高价值活动的转换过程推高了整体生产率，这反映了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要素资源的再配置效应。来源：中国青年报 进入专题： 经济增长 。这样一来，未来30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较快的长期增长、四高模式可否持续，本质上将取决于以上所总结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
（3）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其效果就是，一方面，如上所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如果以9.2%的平增长速度计算，那么资本、劳动、劳动力转移效应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份额分别是4.7%、1.3%、1.1%、2.1%（Jonathan Anderson，2008）。因此，为了克服全球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培育长期增长点，城市化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甚至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主题。
而且许多实证研究也都表明一国城市化水平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性因素，而一般的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也表明城市化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如果以这个视角考察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那么主要的推动力量表现在以下三点：（1）劳动力供应的扩张，特别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人口红利和城市化）。
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史上必然成为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一次大的经济周期波动，而且它还预示着长期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向。根据官方统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市化率尚不足20%。
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增加。为了克服全球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培育长期增长点，城市化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甚至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主题。这意味着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成功创造了3.8亿个城市居民，并把他们转移到更有效率的生产部门和产业。此外，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使工业、农业及服务之间的比重发生重大调整，使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创造中作用日益扩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许多观察家把中国的经济模式概括为出口导向型和投资驱动型增长。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则表现为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依赖消费和内需。
从需求层面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通常可被概括为四大支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这是在任何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能找到的通俗结论。在我们看来，城市化是联接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一个桥梁，它一边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劳动力，并以更有效的方式组织和使用要素资源。
金融危机之前的30年，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实际GDP以年均近10%的高速度迅猛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情形下，中国的GDP增长仍高达9%。那么，如何实现这种双重转变呢？我们提供的答案是城市化。
从长期角度看，后者更为重要。表现为：相对于投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30年稳定下降。
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在2008年也已排名世界第三，占全球GDP总量的7.25%，预计2009年底将超过日本现在的问题则更多是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看不清楚，信心不足。某些地方政府之前出于各种原因或顾虑对这些项目推进较慢，现在不能再拖了。在我看来，到今年年底或最晚明年年初，中国经济本轮下行态势就将见底，原因主要在于房地产投资开发速度将有所回升，前阶段已推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也将逐步落地。
再如营改增和税制减免等税收政策，也须尽快出台。其中，中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仍维持在7%左右，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
尽管世界经济确实处在多事之秋，但我并不赞同本轮金融动荡将引发新一轮金融甚至经济危机的说法，因为目前全球金融市场或世界经济的形势与2008年时的美国截然不同，毕竟还有中美这两个相对稳健的经济体作为支点。更何况，财政部还有三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未盘活资产存在央行账户，这些资产在必要时随时可资调用。
实际上，美联储加息预期已经严重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稳定，这一点在新兴市场国家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美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加息予以推迟，实在不行甚至还可以搞新一轮量宽。
这种争夺加上类似本轮金融市场动荡这样的其他因素，难免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风险。同时，美国经济也在稳步复苏，虽然这种复苏并不完美，比如就业数据等仍然有待改善，但其对世界经济的支撑作用毋庸置疑。当时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股市自由落体趋势，严防股市下跌影响实体经济。自从6月12日中国股市暴跌开始，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就已受到影响。
现在中美两国经济总的体量超过3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的40%。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这种风险尤为严峻。
(作者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管学院教授，本文由王亚斌采访整理) 来源:环球时报 进入 李稻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稳定 。对美国而言，如果美联储最终决定加息或做出其他财政政策调整，那它必须要考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影响，而不仅仅基于失业率等国内经济指标。
因为美联储的政策基点主要是国内经济表现，而现在美国经济看起来不错，因此加息一直都有箭在弦上之势。其次，已经出台或获得批复的基础设施投资必须尽快落实。
